李素闻言，本想随口应付安慰说“日后还有得是机会”。

但转念一想，“殿兴有福”已经是君主制正统论的最高境界，历史上再往后就没有君主制了，让他编也编不出来啊。

他只好改主意住口。

蔡琰看他神色数变，还有些期待，眼神忽闪忽闪地问：“你是不是想安慰我？”

李素钢铁直男地承认：“一开始是想安慰你的，但我仔细想了想，这种机会确实这辈子都不会有第二次了，所以，对不起了。”

蔡琰咬了咬嘴唇，似乎有些匪夷所思：“你就不会假装哄哄我让让我的嘛？我……我爹收了那么多弟子，今天算是头一遭遇到你这么直言不讳的。”

“是吗？我不信。”李素公事公办回怼，“别人我不知道，顾雍肯定不会为了哄你而骗人吧。”

蔡琰：“顾师兄是不会骗人，但他好歹会闷声不说话！不像你直接就戳穿我的期望！”

唉，这是遇上钢铁直男了呀。怜香惜玉无情绪，煮鹤焚琴惹是非。

李素：“你就说你还想不想参与写《蔡李公问对》吧。”

蔡琰终于服软，不敢再吐槽：“想……”

李素：“想就别废话了，你就先照着今天这样，好好找找你觉得有漏洞、要问我的问题，我一一回答，你好好整理！到时候，至少这份《问对》可以署你的名字，算是我答你记录，行了吧。”

《论语》里面很多回答也是孔夫子说的，但《论语》本身不是孔子写的，是问孔子问题的那些弟子写的。

现在能抓到一个师妹当廉价劳动力，非要辑录编撰辩论言辞，那就不用白不用呗。

……

从那天起，蔡琰就不知不觉当起了廉价劳动力。

她在一次次折腾、不服、刁难之后，终于发现自己还是挑不出什么刺，没法驳倒李素的《殿兴有福论》。

就像一个刚刚读初中的学霸女生，叛逆期发作，总想找自己语文老师的茬儿。

无论老师教了什么一般性的知识点，她不找几个反面特例就浑身难受。而一旦自以为找到特例了，就欣喜若狂、去找老师答疑显摆，暗暗期待老师编不圆。

但最终的结果，充其量只是在一次次的主动进攻中，帮李素把一个个概念定义得更加精准，把其他才疏学浅者可能遇到的误解都压力测试排查了出来。

一个月的著书立说时光过得很快。

李素每天上午跟蔡邕讨论如何写正经，

下午接受蔡琰的提问、由蔡琰记录辨析注释的内容。

蔡琰也还算知恩图报，知道跟着李素做学问，也能捞到自己的著述，对李素非常礼貌，完全形成了对师兄应有的尊重。

每次李素想得神思疲乏了，蔡琰都会亲手帮李素温酒喝提提神、弹弹琴催催眠，以便让李素恢复精力后，再重新拉着李素做学问、把他的精力再次榨干。

这种生活虽然辛苦，但是在问对的过程中，李素也琢磨明白了一些意外收获：这种事儿，实在是太适合由蔡琰来做了，换个人恐怕还扮演不好这个提问者的角色。

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因为《殿兴有福论》一旦公布天下、被朝廷认可之后，很多问题，当世大儒是不敢问的。所以李素根本不可能指望其他大儒跟他辩论。

这跟此论的政治性质有关：你丫盯着朝廷的正统论找反例特例，你想干啥？是想谋反么？

还是至少想为其他蠢蠢欲动想谋反但还不敢谋反的人提供理论依据、给他们壮胆、告诉他们“天谴已经被前一个造反者吸收应验了，你们安全了”？

外人质疑得太细，很容易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名——汝视十常侍之剑不利否？

但是，这些反例完全不辨析又不行，如果让大家都不敢说，把对理解的歧义藏在心里，始终不得释疑，也不利于统一人心，正所谓堵不如疏嘛。

比如之前提的那个“张角有没有吸走张举的天谴”，那就是最容易想到的问题，天下估计至少有几千人会想到。

所以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找个蔡邕身边的亲近人，装小白把这些问题问了。

蔡琰才十三岁，小姑娘一个，她问这种问题肯定不会被世人解读为“别有用心、想帮反贼壮胆”，只会认为她是“天性好奇、纯粹好学”，毕竟哪有女儿反对亲爹的学术理论的。

而且她的问题都是李素轻易解答了的，就像《庄子》上那个负责捧哏的惠子一样，质疑力度刚刚好，又不会有强到李素无法化解的毒性。

简直就是一针灭了活的安全疫苗，尺度刚刚好，既不会让本体病变，还能补上免疫漏洞。

学霸师妹工具人真香！

如此这般，三人精诚合作，忙碌到十月底，《殿兴有福论》和《蔡李公问对》的初稿，终于先后问世了。

大伙儿最后斟酌了一遍，把两套内容都交给甄家的工匠雕刻。

大约十一月初，成品的书就印出来了。

看着墨香未散的著作，李素的眼神闪过一丝厉色。

把这套书的内容宣传出去，再配合刘虞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，三管齐下，是时候送反贼上路了！